我习惯了她等我。
她第一次等我，是在 1939 年，当时中日战争日益激烈，国民党组织计划在舞蹈课上暗杀日军高官元鹤本武。她是那堂课的舞蹈老师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开始慌了，将她带回家给她订了船票让她赶紧走。她问我，我能不能和她一起走。我说，一个人习惯了。
那天晚上我和她跳了一支舞，舞蹈结束时我揽着她的腰肢定定的注视着她，她洁白的颈舒展的后仰，像一只美丽的天鹅。她的眼角有泪划过。她问，我能不能等抗战结束来找你。
她第二次等我，是在1945年。我因刺杀元鹤本武入狱六年，终被释放出狱。我在舞蹈教室里见到了她，她先是拘谨的笑了，然后越笑越释然，越笑越大声，然后飞扑过来紧紧抱住了我。我开始给她装修教室，用最好的料子请最好的工匠。我跟她说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她笑的满脸喜悦，好。接着国党给了我极高的提拔，组织要我迎娶前副参谋长的遗孀来巩固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。我和她说了，她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她满含哭腔的说，我们的房子才刚装修完，然后又挤出笑意过来问我，你能不能不去啊？我强硬着说，不能。她跌坐在楼梯的拐角，双肩激烈的耸动，吊着一口气断断续续的说，等抗战结束我一定来找你。婚礼那天，觥筹交错。在一众哄笑贺喜里，我笑的热泪盈眶。
她第三次等我，是在 1949 年，国党政权全面崩溃，核心人物转移去了台湾。我回到了重庆，跟着组织行进。在十字路口，我遇见了她，她对着我笑得开心。我将她带回根据地，帮她褪下脚上被血粘着的袜子。她一边疼的抽气，一边笑嘻嘻的和我说，我每到一个地方仗都刚刚打完，嘶，这是最后一个地方，最后一场仗。你看啊，仗总有打完的一天啊。我抱了抱她，说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那天夜里组织突然下达重要指示，和我说，南京解放以后， 主席就把攻打台湾的计划摆到了日程上。让我在继续坚持半年。我携着她在雪夜里漫步，抱着她在她耳边哼出了我们跳过的第一支舞曲，她像一个雪中的精灵，美丽得不可方物。我和她说了组织的计划，那一刻她几近崩溃。“你不是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吗。” 我说，你回去吧。那天我独自一人奔赴战场，身后满是炸开的火光。
1987 年我终于回到了家乡，组织告诉我她在我走的那天挣脱了带她离开的人，飞蛾一般死在了我身后的火光里。 我感到了一丝怅然。 后来有个文笔极细腻的叫做黄碧云的女作家在她的《无爱纪》 里这样写道“在这难以安身的年代，岂敢奢言爱。”
我习惯了孤军奋战。 我习惯了先国后家。我习惯了她在身后等我。 我本以为她会一只等着我的。
